早在1948年，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，偶然看到胜利后复刊的《清华学报》某期，其中载有昭琛所撰《隶事、声律、宫体——论齐梁诗》一文，立即被他精辟而深刻的论点吸引住了。当时我正在教文学史，希望得到一份抽印本，以便随时参考，便给昭琛写了一封信。不久，就收到了他寄来的文章以及措词谦和的复信，并得知此文乃是《中古文学史论》的一章。由此，我希望能和他结交并有机会看到《史论》全书。

这两个愿望的实现已在解放以后。1951年，上海棠棣出版社将《史论》分为《中古文学思想》等3个分册出版，我才有机会通读全书。至今还能记得，当我读完这14篇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的论文所构成的全书时，心中充满欣快，因为通过此书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思想、文人生活以及文学风貌的确大体上浮现在我的眼前了。这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，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，它能使这一历史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重要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凸现出来，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。这种效法鲁迅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一文的思路和方法，还有朱佩弦先生“亲承音旨”式的指导，如作者自己在本书的《重版后记》中所指出的，就使得昭琛的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，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，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。我们只要拿先于此书的连鲁迅先生也认为“倒要算好的”刘申叔所撰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后于此书的作者自撰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与《中古文学史论》来对照着看，其中的异同得失、消息脉络就不难看出。尽管在解放以后，昭琛的教学、研究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现代文学方面，而且作出了非常卓越的成绩，但他的这部著作确是不应当被遗忘的。

▲《中古文学史论》

50年代初，我终于在北大中关村宿舍见到了昭琛，当时还有几位朋友同去，但现在已经记不起是谁了。他和想象中的样子不同。从他的著作和书信中，我觉得他是谨严而谦和的，见面之后，却发现他原来放旷豪爽而又平易近人。当时我们都还是40岁不到的人，所以立即毫无拘束地大谈起来。谈些什么，今天已淡忘了，但有两点却还记得。一是他高兴地指着书房里整齐地摆在书橱里的一部《四部丛刊》，告诉我是新买的。二是他笑着对我说，以中关村为中心的两平方公里土地，是北京精神财富最集中的地方。40岁左右是学者的黄金时代，因为学问既已成熟，精力又很弥满。他转而研究现代文学了，但对古代文学却舍不得丢，果然，他其后几年内又编校了新版《陶渊明集》，写了诗人《李白》以及有关中国诗歌史的著作。这些书都带有普及性，但也显示了与《史论》相同的功力。我觉得，“通古今”始终是昭琛治学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。至于他自豪地转告我许多人对以中关村为中心的人物评价，正显示了他投身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。这种决心和信心，当然是需要经过漫长曲折的道途才能实现的，不过在三十多年前，昭琛和我对此都不能理解。所以当时我只赏其豪迈，而丝毫不觉其倨傲，事实上，他也不是一个倨傲的人。

和昭琛来往较多的是最近十多年。1978年，我回到母校南京大学工作，常常赴京参加一些会议，而在这些会议上，几乎每一次都遇得见他。在多次的公务处理中，我对他的为人有了更多的理解。在我们进行的工作中，总不免要涉及对人和事的评价，对经费多寡以及工作时间的核计。这些问题不能没有歧见，而昭琛的意见总是很公正的，特别是当他主持会议的时候。原则，他坚持，而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的方式，却也往往是机敏而细致的。和他共事，得不出他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感觉，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从40年代末起，和昭琛通信，前后不到10封；从50年代初起，和他见面，也不过十来次，而且多数还是在会议席上。至于像太史公所说的“衔杯酒，接殷勤之余欢”，则数十年中，也不过两三次而已。但他却在学术、人品、风度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，古人说：“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”，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。

在我的交游中，迹疏而情合与昭琛相似的，还有杨公骥。公骥去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激动触发本已严重的心脏病，匆匆去世。隔了几个月，又轮到昭琛了。前些时，我知道他情绪不好，为他担忧。去年底，听说他已能够旅行，到苏州开会了，才略感放心。没想到，这一次主持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的工作，竟是他对人民的最后奉献。老年人总不免会感到寂寞，寂寞到要靠回忆来打发日子。而所回忆的又往往并不都是使人可以回避忧伤的事，面对着昭琛的这本遗作，我老泪纵横，不能自已，除了上面这样一些闲话之外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>原载 《王瑶先生纪念集》，题为《念昭琛》

>原载《闲堂诗文合抄》，《程千帆全集》第十四卷